二、法律移植何以成功（一）法律移植成功与否的判别判断法律移植成功与否，不能仅看是否达到了立法者的移植的目的，因为：即使达到了立法者的移植目的，如果引起了其分更大的负作用、得不偿失，那么移植也是失败的。

（3）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努力保障这些已得到承认的利益。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不但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甚至可能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安全。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人们的利益多种多样，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等等。庞德的社会法学也以利益为出发点。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必须坚持并强化政府的依法行政，加强对各种权力的监督。利益法学主张，正是利益才造成了法律规范的产生，因为利益造就了应该的概念，法律命令也源于利益冲突，利益与利益衡量是制定法律规则的基本要素。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说，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另一方面，要重新审视被韦伯所忽视或误判的一些价值判断：不仅要看到那些在科学研究中为韦伯所忽略的、不可避免的价值判断，而且要重新评估某些价值判断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脱离实践单纯考察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其理论价值不是没有、但将十分有限，且不可能得出太多有意义的结论。完全不为任何个人享受好处的公共利益是虚妄的。什么是决议应有的程度和范围？应结合决议事项的性质、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间的关联度来认定。或许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相比主观性更强，但这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问题。

政府建造的廉租房却成了新的贫民窟。第十，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

在当今中国社会，大量不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土地征收，严重浪费了本来就十分稀缺的土地资源。不能因为其中可能包含价值判断，就对其置之不理，或将其摒除于科学主题之外。一方面，个人主义具有深刻的心理基础。当然，科学研究是一回事，政策决定以及其他后续作用又是另一回事，二者的界分看来清清楚楚，似乎不会影响到科学本身的价值无涉。

因为富国人民大多能自给自足，无须仰赖政府，遂更为珍视个体自由，对国家职权的扩张心生警惕。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公共利益。现实中，由于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土地使用权一级市场，导致大量征地突破公益目的，虽然在现行法制之下是一种不得已的现象，但也绝非正常、合理的现象。所以，在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整体关系上，以个人主义立场为主导，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约束共同体（及统治者）的行为、保障个人利益。

第三，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个法律概念的确定性程度可能是不同的。在人类语言中，不仅仅是法律概念，任何一种概念，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确定性（即百分之百不确定），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三）对两种典型立场的选择及初步结论我们认为，对待两种对立的立场，合理的态度应是：立场的游移、同情的了解、现实的选择与反思的平衡。所谓先议后行，简单地说，即立法机关决议在先、行政机关行动在后。

提高补偿标准，将增加征地成本，虽然可以部分抑制征地冲动，但由于改变土地用途、取消流通性限制所产生的增值效应，可以轻易抵销此种新增成本，所以提高补偿标准对于防止征收权滥用的作用非常有限。二是设法与现有统治者合作，使自身进入统治阶层，成为现行体制的一部分。此时，仅仅个人权利本身已经不足以成为对抗强大共同体的手段。而公共利益之公的内容则包罗万象，土地所有权只是实现其内容的手段而已。第二，由于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更多的利益，所以一切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都是公共利益。目标一旦定在高处，要降下来就难乎其难。

即使有，也主要是留下了批评立法的空间。第一，来自分析法学派对法理学和立法学划分的启示。

另一方面，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如果立法者想要在法律目的之外，另行图谋某种不为人知或难以启齿的其他目的，则是对法律本身缺乏应有的尊重，是完全有悖于法治精神的。第六，气象、海洋状况、洪水及其他类似现象的观测设施或用于通报的设施。

阿罗运用数理逻辑方法成功地论证了不可能性定理：完善的民主制度、完美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根据以上分析，立法者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在法律中界定公共利益十分必要。

相对而言，更具体则更可感，更可感则更容易辨识。博弈论所揭示的囚徒困境，更是形象生动地表明了个体理性很可能会导致集体的无理性。所以，争论往往以第三个问题为中心、围绕立法论而展开，主要分成肯定论和否定论两大派。其三，在国家利益与公益团体利益中，应严格排除财政经济利益。

我们也不承认个人利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社会需要宽容地对待学者在研究中所犯的无心之失，不要苛求所谓的专家责任。

2、关于不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推论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以下几种关系：第一，并行关系。有无转换的必要取决于哪一种冲突更方便、更容易地进行利益衡量。

三、公共利益有予以界定的必要既然立法者应作必要的价值判断，那么，在要不要界定公共利益这一问题上，立法者应作怎样的价值判断，判断的结果到底如何，值得探究。所以，不能简单地以美国联邦国会立法没有界定公共利益，就认为我国立法同样不必界定公共利益。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可能确实没有共同体主义那样古老。立法机关决议的内容越宽泛，行政活动的自由度越大。通过关联概念，特别是通过探讨关联概念与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增强不确定概念的确定性。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判断，原因是多方面的。

（二）对两种典型立场的分析评论第一，两种立场各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历史背景。（四）公益外征收的立法例及其评析香港在传统的公益征收之外，还存在所谓的强制售卖制度。

第三，从认识论上看，个人利益容易认识，而公共利益难以认识。表面上看，行政机关以公共利益之名征收农村土地，大量的土地级差收益转化为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当权者个人不见得能从中得到直接的物质利益，似乎没有违背公权无私益的理念。

个人权利与个人意识高扬的一个副作用是，个人日益原子化。无论古今，也无论中外，我们都能够找到各自的著名代表与经典言论。